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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八千年的瑶族文明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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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珠江流域的远古人类远祖  

2010-07-27 21:06:2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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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珠江文化研究会《珠江流域的远古人类远祖》

 

引用

珠江文化研究会珠江流域的远古人类远祖

●张镇洪

来源:《南蛮不蛮——论珠江流域史前文化》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谈到文化就一定要谈到人类,因为世界上的一切文化都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如果没有人类可以说文化就无从而来。只有人类诞生后,文化才逐渐地经历了孕育、诞生和发展各个不同阶段而形成。珠江流域的古人类在整个人类起源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的序列和演化过程,尤其是在现代中国人的起源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史前阶段,在稻作起源和家畜饲养的起源及陶器的起源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在介绍上述问题之前,我们必须简单地瞭解一下古人类演化的大概过程,因为下面我们必须回答几个问题:第一,珠江流域的远古人类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远祖是谁?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特征?第二,珠江流域的远古人类与当今生活在珠江流域的现代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三,珠江流域各个不同时期的人类及其文化有何特色?在中华民族文化长河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谈到珠江流域远古人类的远祖,根据前人研究的结果,开始时,都认为是来自一种叫腊玛古猿的类人猿。这种古猿被看为是一种有文化的最早人科物种,他是现代人的一种原始变体,而不是一种没有文化的猿。腊玛古猿的化石在非洲和亚洲都有发现,这种最初的人出现于距今至少1500万年前,更有可能是3000万年前。这种观点的依据是腊玛古猿的颌骨解剖性状而定的。但到了1900年的60年代后期,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两位生物化学家阿伦·威尔逊(Allan Wilson)和文森特·萨里奇(Vincent Sarich)通过比较现在的人和非洲猿类某种血液蛋白的结构,得出了有关最初的人何时起源的结论与上述腊玛古猿的研究结论完全不同。萨里奇和威尔逊两人的工作是确定人和猿的蛋白质结构上差别的程度,由于突变的结果,这种差别应随时间而增加,由此可以计算其速率,结果证明人和猿的物种分离时间愈久,则突变积累的次数愈多。威尔逊和萨里奇计算了突变的速率,因而他们能用血液蛋白资料作为一种分子钟。根据这种分子钟推算,最早的人类物种的出现,应该距今大约500万年前。这一发现,与当时流行的,而且为大多数人类学家所接受的人类学理论,即最早的人类物种出现在距今1500——3000万年前的观点有着极大的差别。同时,萨里奇和威尔逊的研究结果表明,人、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血液蛋白互相的差别程度是相等的,换言之,500万年前的某种进化事件使一个共同祖先同时分开向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使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到现代人,也进化到现代的黑猩猩和现代的大猩猩。不过这种观点开始时(即60年代)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类学家的认同,许多人认为他们的生物钟是很离奇的,因而不能依此而得出过去进行事件的正确年代。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80年代,由于皮尔比姆和他的科研组在巴基斯坦,以及英国伦敦自然博物馆的彼得·安德鲁斯(Peter Andrews)和他的同事在土耳其发现了更完整的腊玛古猿化石,通过对这些新发现的完整的腊玛古猿化石结构特征的研究发现,原先显示那种似人的性状是表面的,真正的结构特征是,腊玛古猿的颌骨呈V字形,不是弧形,其他性状也表明腊玛古猿是一种原始的猿,生存在树丛中,象它以后的亲属猩猩那样,而不是两足行走的猿,更不是原始的狩猎——采集者。后者的起源是相对较近的(即距今500万年前——700万年前),而不是远古的时期(即1500万年前——3000万年前),这是人类远祖诞生时间的确定。〔1〕

最早人类进化的动力又是什么呢?达尔文学说认为石头武器的精心制造是推动进化的整套技术,足行走和脑的扩大是重要因素,其实石头武器也是一种工具,它是一种人类最先学会使用的工具。也是人类文化一种体现。石器工具的使用和制造,应该是和两足行走与大脑的扩大三者之间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两足不行走,手脚不分工,工具的使用和制造难于实现。工具的使用和制造剌激了大脑的生长,拉动了大脑的发育。反过来,大脑的扩大又促进和深化了人类对石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使古人类逐渐地进化成一个狩猎——采集者。这个过程就很清晰地回答最早人类进化的动力是什么,也回答了哪些因素是人类起源的关键,人类早期文化内容是哪些。

但是从考古记録上并没有看到两足行走、技术(即制造石器工具的技术)和增大的脑子同时出现。因为由河卵石打击几件石片而制成的粗糙工具,刮削器和砍砸器是出土于大约距今250万年前的地层中(文化层),如果这记録无误,那么和最早的人类物种出现在大约700万年前的记録相差甚远?那么我们的祖先能两足行走到他们开始学会制造石器工具之时,几乎有近500万年的间隔?这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解释?

我国已故的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汝康院士曾于二十世纪70年代提出过,他认为人类的各种特征不是同时起源的,而是渐次出现的,从猿到人有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开始的标志是两足直立行走,完成的标志是开始制造工具,社会随之形成,意识和语言萌发于制造工具之前,这个时期的生物或“前人”在分类学上属于人科,是人的进化系统最初的阶段。由此看来,如果没有两足行走的适应,类人猿就不可能变成象我们这样的人。在此有人会提出,是什么进化因素促使古猿采取了这种新的行动方式?研究结果回答了这个问题,是环境变迁这个因素在起决定性的作用。大约在1200万年前,持续的地质构造力量使非洲大陆东部的环境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形成一条从北到南长而弯曲的大峡谷。大峡谷的存在产生了两种生物学效应,一是形成了妨碍动物群东西交往的无法超越的屏障;二是更进一步促进了一种富于镶嵌性的生态环境的发展。

法国人类学家伊夫.柯盘斯(Yves Coppen)认为这种东西向的屏障对于人类和猿的分道扬镳的进化是关键性的。他认为:“由于环境的力量‘人’和‘猿’的共同祖先的群体本身分开了。这些共同祖先西部的后裔致力于适应生活在湿润的树丛环境中,这些就是‘猿类’”。相反,这些共同祖先东部的后裔,为了适应它们在开阔的环境中新的生活,开创了一套全新的技能(即狩猎——采集技术),这些就是‘人类’。这种观点早在1960年——1972年间荷兰古人类学家科特兰特(A.Kortlandt)在他发表的多篇文章中在谈及“人和猿在非洲分歧的裂谷假说”中就有过更详尽的论述。

众所周知,东非大峡谷有着许多凉爽的、多树的高原,又有陡峭的斜坡直落900多米到达炎热、乾旱的低地。生物学家已经懂得,这种提供多种不同种类生存的镶嵌环境,会促进进化的更新。一个一度广泛和连续分布的物种居群,可以被分离而面临新的自然选择的力量。这就是进化改变的秘密。有时候,如果合适的环境消失了,改变便导致灭絶。很明显,这就是大多数非洲猿类的命运;现在只有3个种——大猩、普通黑猩猩和矮小黑猩猩仍然生存着,这是对新的环境适应的结果。但是,当大多数的猿种类由于环境的改变而受难灭絶时,其中之一却幸运地得到了一种新的适应,因而能生存和繁殖,这就是最初的两足行走的猿。很明显,两足行走在改变的环境条件下,被赋予了重要的生存优势。这种生存优势在人类进化中的重要性,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体现在直立行走使上肢得以解放,能用来携带东西;另一方面则强调两足直立行走是能效更高的行动方式,但研究结果更多的认为两足行走在环境条件改变时是有利的,因为它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行动方式。当森林萎缩时,疏林生境的食物资源如果树,也变得太分散,使传统的猿难于有效地去利用。以能量效益来比较,人和黑猩猩之间证明人类的两足行走比黑猩猩的四足行走的效率要高得多,这种高能量效益作为有利于两足行走的自然选择的力量。而且作为推动两足行走进化的因素还有许多,如两足行走有利于监视猛兽、及时发出信号、确保群体安全,有利于食物的寻找、扩大了寻找食物的高度和距离;有利于群体的繁衍等等。所以说两足直立行走是猿类向人类进化迈出最关键的一步,由此带来的体质形态结构的变化和食物种类的变化,脑容量的变化,群体结构的变化等等都是相应而产生的。这也是自然选择在依赖某时某地的环境而不断进行的结果。尽管人类经历过直立人长期进化的过程,最后智人作为最初人类的后裔而出现,但这个结果并不一定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在欧洲作为早期智人的代表——尼安德特人为什么在晚期智人阶段中被非洲发生在距今15万年——20万年前的最后一次移民潮中的人类所取代就可以理解了。

迄今为止,絶大多数的人类学家认为,作为人类的远祖,南方古猿是最有条件的,但南方古猿不只一种,它包括南方古猿阿法种(Anstralopithecus afarensis)、南方古猿非洲种(A.africanus,纤细种)、南方古猿粗壮种(A.robustus,粗壮型)和南方古猿包氏种(A.boisei)。它们的相对年代、阿法种最早,包氏种最后。它们之间的关系争论颇多,但不管是二分论或是三分论者,他们都倾向于南方古猿非洲种(即纤细型)是人类直接的远袓,他们经过早期人类(能人)一直发展演化成现代人,余者则在距今150万年前逐渐地灭絶了。但有人类学家认为南方古猿非洲种(即纤细型)是由南方古猿阿法种进化来的,因为从形态结构上阿法种显得原始些。持这种观点者以约翰逊等人为代表;不过,亦有人类学家认为阿法种根本不存在(理·利基)或者认为阿法种与非洲种是同种异名(托拜厄斯);阿法种可以取消。不管怎样说,在整个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能人是至关重要的。但大量的化石证明在猿与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而且猿人生活的时代由40——50万年前推至距今200——300万年前。同时猿人可以分为早、晚二个阶段;早期猿人(Earlty Stage Apeman)阶段(也称为能人阶段)和晚期猿人(Late Stage Apeman)阶段(也称直立人阶段)。前者的典型代表有奥杜韦峡谷发现的“能人”(Homo habilis)和特卡纳湖东岸的“1470号人”等。后者的典型代表则更多,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猿人”、中国的“北京猿人”、“元谋人”、“蓝田猿人”等等。

“能人”化石最早于1960年发现的,出土地点是非洲东部的奥杜韦峡谷,依放射性同位素钾-氩法测定奥杜韦第一层的年代为距今210万年至170万年前。

在出土“能人”化石的同一地层中还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物,这是首次发现的人类远袓所创造的文化遗物,这种文化遗存有十余处之多,其中有七处与“能人”化石共生。这些遗存被称之为“奥杜韦文化(Olduval culture)。奥杜韦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制品,种类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用砾石和石核加工而成的砍砸器是奥杜韦文化的典型器物,其数量相当多,占石器总数的一半以上。层位愈低,这类器物的数量越多,往上的层位则数目比例明显减少。层位低的(即下层)砍砸器制作比较粗糙,刃缘厚钝且不规整,器形不规则,变化大,说明当时的人类加工技术还相当原始。后来,随着加工技术的发展,器形趋于固定,愈来愈规整,两侧刃缘变薄,由两侧面沿边缘向中心轴加工,形成比较对称的形状,这是原始的两面器(Proto bface)。随着时间不断流逝,人类的体质形态不断进化,大脑容量进一步发育,人类的智商也有了更大的提高,对石制品的加工技术不断地提高,制作出的石器更精致,器形更加规整,生产出典型的手斧。这种手斧出土的层位一般较高,在第三层上部到第四层。文化内涵在变化,文化面貌和文化性质也在逐渐变化,最后由更进步的阿舎利文化(Acheulean Culture)慢慢地取代了奥杜韦文化。这是文化发展的轨迹。

奥杜韦文化中除了石制品外,还有一些遗迹。这些遗迹是于1962年,在奥杜韦峡谷的DK地点中清理出来的。根据玛丽·利基的研究结果认为,它是一处建筑物基址,它的地面结构可能类似于今天的窝棚。这个遗迹是一个东西直径约4.5米,南北直径约3.65米的,由玄武岩石块排成不规则园形的圈,这些石块围成的圆圈显然是人为的,石圈内的地面较平,较周围的地面略低。这种建筑物基址与后来发现的一些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房屋基址有相似之处。所以奥杜韦出土的遗迹是否更开拓了我们的研究领域是值得重视的。

在“能人”阶段,除了奥杜韦文化外,在非洲地区,还有几个地点是比较典型的,如在特卡纳湖东岸北部的库比福勒(Koobi For a)地区发现的“KBS工业”和“卡拉里工业”,这是代表旧石器时代两个不同阶段的文化。KBS工业(KBS Industry)包括了两个毗邻的旧石器地点——KBS和HAS。此处出土的石制品共383件,其中2/3出自地层,1/3为地表采集。出自地层的石制品中经修理的石器,仅有8件,这8件中有6件是砍砸器。这些砍砸器和奥杜韦DK地点出土的砍砸器十分相似。但区分仍明显,石片以扇形者居多,三角形标本较少,有个别的长而薄的石片。因此,从打片技术上看,虽然还相当原始,但已经脱离了最原始的阶段。在人类制造工具的历程中已经有所进步了。除了石器工具和遗迹之外,在“能人”阶段的“社会”形态亦可通过能人阶段的石器分析而得到一些信息。由于这个阶段的石器加工技术低,器型单调,种类少,砍砸器占多数,石片石器很少见,石球还未出现,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当时的社会经济类型是以采集为主,狩猎为辅,为了保卫人类的安全,能人只有团结成群体,来谋求生存之路,以达到繁衍后代之目的。但群体也不能太大,如果群体太大,食物无法满足,争食和争偶也会发生。所以当时的所谓“社会形态”实际上是一种以食物和性态为基础的结构相当松散的群体。

以上所述的情况是人类在能人阶段在非洲反映出的文化内涵和整个人类文化演化史的开始。但在亚洲的情况又如何?

亚洲有没有南方古猿?中国有没有南方古猿?这是古人类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亚洲地区古人类的起源问题,包括中国地区古人类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搞清楚了,那么亚洲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文化起源及其有关的问题不是就迊刃而解了吗?

根据迄今为止的发现,亚洲的南方古猿化石材料比较零星。可归纳如下:1936年,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Java)发现了一件下颌骨,上面保留了最后二颗臼齿。1939年在桑吉兰(Somg -iran)发现一块下颌骨;1941年,孔尼华(koenig swala)在桑吉兰又发现了一件下颌骨;上面保留有两颗前臼齿、第一臼齿和相对较小的犬齿。人类学家魏敦瑞(F.weidenreich)在1945年曾发表了初步研究报告。到20世纪六十年代,托拜厄斯(Tobias)和孔尼华对上述的材料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认为可归入南方古猿类。托拜厄斯等(1964)则认为它是非洲能人阶段的人类。对此观点,由于出土的化石材料很有限,许多古人类学家都持保留态度。

在中国,1970年夏,由湖北省西部建始县高坪乡龙骨洞中发现了4颗牙齿化石,与巨猿(Ggantapifhecinae)和其它哺乳动物化石共存,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早期,高建(1975)将这颗牙齿与大猩猩、黑猩猩、猩猩、巨猿、北京猿人,以及南方古猿粗壮种和非洲种(纤细型)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认为这4颗牙齿的特征与纤细型南方古猿比较接近,可能代表南方古猿分布在亚洲的一个新种。1984年张银运重新研究了这4颗牙齿,认为这4颗牙齿中有两颗牙齿(PA507、PA504)从其长宽尺寸和齿冠形状来看,分别与能人正型标本的下第一臼齿和下第二臼齿十分相近。尤其是PA504号标本与能人正型标本的相应牙齿在形态细节上更为相似。为此,他主张把鄂西出土的4颗牙齿和印度尼西亚发现的早更新世人类下颌骨化石标本都归入时代较早的人类(即能人),而不归入南方古猿类。

1989年5月,在湖北省郧阳地区发现了一件高等灵长类的颅骨化石。经过初步鉴定属于南方古猿类(Anstralopithecus sp.)(科技日报,1989.10.27.第一版)但有古人类学家从已暴露的部分特征看,牙齿与南方古猿类比较接近,而颅骨的某些特征比较接近直立人。由此看来,一般认为目前尚无可靠证据说明亚洲包括中国曾有过南方古猿。〔2〕不过根据最新的消息,在云南最近又发现了两个完整的猿人头骨,据初步的观察很可能属于南方古猿的头骨,如果无误,则有可靠的证据说明亚洲确有南方古猿的存在。这样,贾兰坡院士曾预言的亚洲南部也是古人类起源的中心地之一成了现实。

而直立人或较早的直立人(即能人)的发现则相当丰富,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猿人”、中国的“北京猿人”、“蓝田猿人”、“元谋人”等等。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自从荷兰军医杜步瓦在1890年发现第一块下颌骨以来,先后在这里的五个地点陆续发现了一批直立人化石,这些化石材料至少代表男女老少共30多个个体的材料。这些化石出土的层位大致可分为三大层,每一大层代表一个地质时期。其基本序列是这样的,吉蒂斯层最早,为更新世早期。此层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人类化石发现于上部1/3的地层内。吉蒂斯层之上为特里尼尔层,地层中也发现了人类化石,其上部昂栋(Ngandang)层,时代为更新世中期,人类化石称为“昂栋人”( Ngandong mon),被认为属于早期智人的代表。关于爪哇猿人的年代,雅各布在1972年做过报导,发现莫佐克托人化石层的年代为距今190±40万年;桑吉兰地层年代平均为距今83万年,特里尼尔下层为73±5万年,上层49.5±6万年。所以说,亚洲的直立人化石除瓜哇外主要集中在中国。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根仍然在中国。〔3〕

 

注释:

〔1〕理查德·利基着,吴汝康、吴新智、林圣龙译:《人类的起源》,7~16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2〕贾兰坡:《中国古人类大发现》,24~25页,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4。

〔3〕贾兰坡:《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载《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集》,211~21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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